而对于风险信息的发布，现行法律规范并没有严格区分其与普通政府信息之间的差别，而是一律要求及时准确全面。

如非首都功能并非北京应有的城市功能，否则无须提出疏解非首都功能即应自行淘汰，如重污染、高能耗产业。那么，首都是北京的规范属性是否必须在事实陈述和命令规范两者之间二选一？有学者持此观点，并借助德国学者魏德士（Bernd Ruthers）的理论论证其通过郑重表达以使人印象深刻的规范目标。

李忠杰：《共和国识别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48] 第四，促进北方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南北均衡。[54]（美）索蒂里奥斯·巴伯、詹姆斯·弗莱明：《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徐爽、宦胜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42]转引自周振鹤，见前注[6]，第259页。二、宪法首都条款的价值及其规范沿革 （一）价值与特征：首都的国家标志形象 第一，首都的政治符号与国家象征价值。

对此，第五章协调机制也能为实施过程中的纠偏预置必要的制度保障。[70]刘欣葵等：《首都体制下的北京规划建设管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二则并非所有的急迫的利益都能达到与防止重大军事灾难相当水平。

尽管不少人试图将性取向歧视纳入其中，可惜均未能如愿。（3）他们是弱势群体或者政治上无力者，无力参与或者影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或者决策。不过，正如Michael M.v. Superior Ct.案中Brennan大法官异议意见指出的，政府一方仅主张系争分类实质性地促进了政府重要目标是不够的，其还必须证明这种促进是真实的。[81] 第二，系争手段和目的之间应当存在合理或者实质性关联。

故下文的讨论也将限于适用上的分类。在美国，平等保护条款由第十四修正案引入宪法，旨在保护人民免受政府恣意分类，对个人权利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一则它保护弱势种族或者民族、妇女、非婚生子女等免受不平等对待，二则它限制政府干预个人权利，课予其论证负担，要求其表明所作分类与正当目的间存在合理关联。

州必须表明‘系争分类至少服务于某些重要的政府目的且所采用的歧视性手段与该目的的实现存在实质性关联。[32] 不过，六七十年代最高法院同时发动了一场反对双重基准的革命，通过如下途径扩张平等保护条款之下的管辖权：首先，援引Carolene案判决将外国人纳入可疑分类。其次，最高法院可以经由个案衡量解决问题，故无须诉诸一般性规则。以种族或者民族为标准的分类为例，自该审查基准确立以来，最高法院仅在1944年Korematsu案中维持了系争法令。

[53]参见注[22]，p.96. [54]参见注[21]，p.103. [55]Gerald Gunther,The Supreme Court, 1971 Term. Foreword: In Search of Evolving Doctrine on a Changing Court: A Model for a Newer Equal Protection, Harvard Law Review, Vol.86, No.1 (1972), p.8. [56]参见注[9]，p.159. [57]See Robert C. Farrell,Successful Rational Basis Claims in the Supreme Court from the 1971 Term through Romer v. Evans, Indiana Law Review, Vol.32, No.2 (1999), pp.416-419。60年代后期，一时在多个领域出现了严格审查基准，也有清晰的释义学内涵，也就有了双重基准。首先，应当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平等权案件的分析方法，即应当引入双重审查基准或者三重审查基准。[45]易言之，在某些情形下，只要存在歧视性影响即可触发审查。

尽管分类标准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基本定型，业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平等保护释义学，基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的考虑，似应由其他挑战者承担论证责任。它包括两层涵义：第一，其是政府行为，包括立法、法院判决以及其他政府行为。

而偏见或者歧视的历史本身不仅妨碍赖以保护弱势群体的政治过程发挥作用，从而使得弱势群体更难以通过政治过程保护他们自己。具体而言，应满足如下条件：[99]第一，该利益须是宪法容许的。

不过如前所述，正当目的、重要的目标以及急迫的利益之间的区隔非常不清楚，即便在严格审查的情形下，实务中也未严格区分正当目的和急迫的利益，为此，也难以指望最晚形成的中度审查释义学能够提出据以判断政府目标重要性的明确标准。[55]例外情形下最高法院也采有牙齿的合理性审查，以较具攻击性的态度适用该基准，非有证据表明系争分类乃有效促进某些真实合法利益的方法，则推翻法律。[115]这在小学入学政策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展开如下： （一）存在分类 政府分类（governmental classification），系指对某些人课予负担或者授予利益，对另一些人则不然的政府行为。这导致了一种尴尬境地，即宪法不禁止联邦政府进行歧视，哪怕是基于种族、性别的歧视。[104] （2）系争分类与前述利益之间存在实质关联性，并且政府能够证明该分类确能有效地促进前述利益的实现。

基于类似原因，也有批评者认为，平等保护案件的审查方法布局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尚未尽合逻辑、没什么用且过于僵化，也不能充分反映最高法院的实践。不过，尽管从技术层面讲，中度审查已经比严格审查宽松许多，但在实务中仍有许多政府措施难以通过中度审查。

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指出，该两项政策与增进广播节目的多样性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经验上看，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性，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者对节目设计产生决定性影响。至于高考招生的地区和民族差别对待、按照收入不同课征社会抚养费，根据一般的理解，作为纠偏行动和生育的经济规制，或可仍旧采用合理性审查，不过，对高考招生中存在的反向歧视以及课征社会抚养费对特定家庭的生活水平的影响也有必要作充分考量。

如将身高、体重或者肤色作为投票的条件，或者将种族作为担任陪审员的条件[107]……由于这些因素与个人行使公民权的愿望和能力均不存在相关性，为此，此类分类不具合理性。就此而言，考察美、德、日等国家和地区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情况，可以发现其发展历程大致相似：一开始鉴于其与自由权不同，都对平等权案件采用宽松的合理性审查，随后发现这不敷所需，为确保宪法功能的实现，都致力于强化平等保护释义学，尝试为其植入牙齿——除丰富其内涵外，较为重要的做法就是完善分析和审查方法，其中美国先后引入了严格审查和中度审查，确立了平等保护的三重审查基准。

[90] 在最高法院判例史上，1942年Skinner v. Oklahoma 案[91]或许是首个适用现代意义严格审查的平等权案件，其系争的是一项规定对某些重罪犯人强制绝育的法律。在Cleburne Living Center案中，系争法令规定，划入R-3区的多户型住宅的建设原则上无须许可，但供智力障碍者居住的除外。时至今日，平等保护已成为核心价值之一，它也是法院宣告法律无效的首要工具，故其释义学受到高度关注，而作为其释义学重要内容的分析或者审查方法对解决案件有重要影响，也备受关注。[116]Sager更是批评指出最高法院从未真正用中度审查推翻任何一部直接且实质性歧视女性的法律。

1.严格审查的适用范围 严格审查主要适用于两种情形：第一，可疑分类，即以种族、民族、出身国以及外国居民为标准的分类。它要求政府的分类应与正当的目的之间存在合理关联性。

[109]以Korematsu案为例，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将居住在太平洋沿岸的日本侨民和日裔美国人驱赶到集中营进行隔离。四、平等保护的审查基准 一旦证明存在政府分类，则需追问其是否满足平等保护条款的要求，有无充分的理由，于此通常采取手段—目的审查。

[49]但立法者或者执法者通常不会如此明目张胆，而会试图掩盖或者否认此类目的，故需诉诸其他客观证据。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进行差别对待，则挑战者无须证明存在真实的歧视性作用，毋宁只要存在歧视性作用的风险（可能性）就已经足够。

然而，不仅急迫的利益的释义学本身未能得到发展，而且正当目的、重要的利益及急迫的利益的区隔也非常不清晰，其原因或有多个：首先，审查重心后移在降低目的审查和强化手段审查密度的同时，进一步忽视了原就不受重视的利益分析，[102]作为其中一环的急迫的利益释义学亦然。进入专题： 平等保护 。其二，完全难以合理化的目标。最高法院维持了该法，指出：‘歧视性目的不只意味着意愿或对结果的认知之类的故意……它还意味着政策制定者，本案中为立法机关，至少部分‘因为其对可识别的群体的负面作用而选择或者重申某些措施，而非仅仅因为其所采取的措施对可识别的群体产生了负面效果。

或许正因为如此，通说才强调作为法律平等保护条款的第十四修正案与第十三、十五修正案都是内战产物。其中，可疑分类包括以种族、民族、出身国或者以外国居民为标准作成的分类。

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情形下系争法律都难以通过其审查。更何况长期以来，人们也将平等视为对人民权利和财产的威胁。

[56]Robert C. Farrell梳理和统计了自1973年以来至Romer v. Evans案判决期间适用合理性审查的案件，在110个案件中10个推翻了系争法律。首次将严格审查适用于以种族为标准的分类的平等权案件的或是Korematsu案判决，而在释义学发展过程中，迈向审查以种族为标准的分类的基准的最大一步或是McLaughlin v. Florida案判决，[92]系争法律禁止未婚的黑人与异性白人同居。